新技术当真是最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了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脑残体”……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在失去文化之肺；地铁上的“低头一族”，看的不是书报而是手机……商业和消费主义冲刷之下的大众审美河床，最低水位正在下降，有些地方甚至裸露出干涸的河底。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尼采曾对报纸的出现怒不可遏，认为这意味着忙乱、廉价的“短暂之物”取代了“永恒之物”。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

    这样的感叹固然有其价值，但放宽视野却会发现，从印刷术的普及，到声光电的传播，再到信息技术的兴起，任何一次传媒工具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文化话语权的转移。新中国“17年文学时期”全国仅发表长篇小说200部左右，谁又能想到如今某一文学网站号称有123万个作者，其中很多以每天1万至3万字的速度写作？正是报纸、影像、网络等技术手段的普及，让人类的文化空间拓展了而不是枯萎了，让知识和文化更能服务大众而不是被一小群精英所垄断。

    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有人做过统计，在当代中国，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界的表层，更庞大的群体基本不在网上发声，比例甚至低于领导干部。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表浅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对于有数千年文化的中国来说，信息化和技术时代带给我们的冲击更为猛烈，产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