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重汽7月底在港交所发布公告，三位省部级前高官石秀诗、韩寓群、崔俊慧出任其独立非执行董事，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由于涉嫌违反《公务员法》有关规定，此举受到舆论普遍质疑。

对于离退高官任职企业，目前似乎形成了一项社会共识，那就是，“细化和完善”相关法律与规则，防止利益输送。新华社评论也指出：“用制度之力制衡‘沉淀的影响力’”。

关于公务员到企业任职，目前我国不是没有制度规范，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就是《公务员法》第十一章有关“交流与回避”的规定，以及第十七章“法律责任”中第一百零二条有关公务员离退后到企业任职的禁止性规定。

但这些规定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性：允许在岗官员以“交流”名义到企业任职，却禁止离退官员在两年或三年内到企业任职。在职者是权力“现在时”，却能够到国企任职;而离退官员“发挥余热”，反被禁了。

而《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的禁止性规定很含糊，它规定“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什么叫“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不清楚。比如省委书记、省长负责“全面工作”，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离退后被禁止到企业任职?

由于制度模糊，现在前官员到企业任职的情况很多，也很乱。据新华社报道，两年前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在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聘任的前官员达1599人。企业想利用前高官的“影响力”和所谓“协调能力”，而前高官意在“发挥余热”、捞金。

退离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一种国际现象，立法规范则是一般做法，但不同国家有不同侧重点。英美重点是预防离退公务人员在一定期限内游说政府、立法机构，以及同“原单位”官员接触。日本2009年则决定，原则上禁止政府高官到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任职。

如果我国选择“细化和完善”制度，这短期内恐怕难以完成。如何“细化和完善”制度，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我们并不能借鉴他国经验。

事实上中国缺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严格执行。在制度细化与完善之前，我们寄希望于细化与完善制度。等到制度已经细化与完善之后，我们又发现，各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搁置制度。

反腐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细化和完善”前官员到企业任职的制度自然坚持做，但在完善制度之前，我国不如学习有些国家的做法，暂时原则性禁止离退高官到企业“发挥余热”。这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也是预防腐败的需要。

直到社会形成共识，“细化与完善”制度之后，可以再考虑开放有关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