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4日，上证指数创近四年单日最大跌幅，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史册。这场跳水表演的直接原因，就是震惊世界的中国“钱荒”事件。

跳水前，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暴涨至13.44%，各商业银行流动性纷纷告急。在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央行在商业银行流动性告急时，有责任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中国往常也是如此，但这次央行却一反常态，不仅在6月23日正常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而且明确要求各商业银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场“钱荒”发端于2007年中国重要的一项金融创新：银行同业拆借资金市场。允许各商业银行间以市场化方式相互拆借资金，为市场提供真实利率基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不过，以商业银行、券商为代表的中国各金融机构很快发现了同业拆借资金的另类用途：通过同业拆借方式获取成本极低的资金，转而在其他市场获取更高收益。和民间动辄高达10%到30%的利率相比，同业拆借的融资成本极其低廉，利用其与真实利率的利差放“高利贷”，成为各金融机构心照不宣的盈利模式。

在金融界人士看来，只要对方能付本偿息，就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双赢游戏，何乐而不为?但是，这种金融创新的前提，是各金融机构必须遵纪守法和审慎自律。《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为了控制风险，同业拆借资金“禁止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及投资”。

但各银行机构显然有足够聪明的办法绕过去。随便翻看任何一家银行的理财产品目录都可以发现，这些资金，拐弯抹角进入了地产业、信托和外汇市场等进行风险投机，并未进入能带来增加就业和真实增长的实体行业。每年高达10万亿的理财产品项目，绝大多数建立在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保值的假定上。

可惜，房价畸高，房地产销售日益困难，随着房地产资本平台(含地方政府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现金流日益下降，对商业银行贷款偿付普遍出现各种困难，鄂尔多斯和温州的困局就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反映。根据费雪公式，市场流动性等于货币总量乘以流动速率，它不仅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总量，更取决于流通速度。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周转率已经越来越低，经济体的真实流动性已恶化到了无法继续维系的程度。

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6月美国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3，境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热钱回流以及各种应付款项的到期，许多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出现了短期流动性危机，乃至上演了震撼中国资本市场的惊魂一幕。

对这场钱荒危机，央行和中央政府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不仅没第一时间释放流动性，相反对各商业银行提出了“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政策指导。

为什么不进行干预?直接原因在于，从投放量看，商业银行不存在流动性危机。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和考量，是管理层希望借这次危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当下，政府将“城镇化”视作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可持续的城镇化，显然不是人口的简单聚集，强大的实体经济而非房地产，才是城镇化的前提。

中国这十年的实体经济状况，用“国进民退”或“中小企业困难”来描述并不准确，在一些领域，是根据与公权力关系远近形成的差序格局：企业与作为公权力占有者的个体关系越近，市场处境往往会越好。那些被权力不恰当地“眷顾”的中小企业，要远远比无靠山的大型国企的日子要过得舒服。

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有权-无权者”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大量宝贵资金被关系户们占用，他们优先获得了大量信贷资金和扶持政策，独占了稀缺的经济机遇，却将通货膨胀的后果转移给全社会。他们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却不承担任何成本，在这次“钱荒”游戏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一些金融机构，就是其中重要的食利环节。

中国金融机构极其庞大的表外资金空转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央行拒绝继续输血自然也可以理解。银行、地产等权重股就此剧烈下跌，股民脱身不及，一些储户也慌了神。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钱荒”已经表明中国的财政安排出现了极大隐患。各项“与国力相符合”的支出急剧增加，各项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支出都大大增加，而作为基石的制造业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财政缺口，对高度依赖经济增长维系稳定的国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钱荒”的背后，是一些强势者在市场名义下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更是“权力-非权力”二元经济的病症。当社会再也支付不起权力差序格局带来的索取，制造业会越来越萧条，“钱荒”也可能会一次次重复发生。这次“钱荒”事件，其实是由管理层主动引爆的，意图尽早排雷，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接下来，还需要更坚定地改革。如果这类危机再现，将首先冲击商业银行，接着将冲击整个金融体系，最后蔓延到整个实体经济。对于这种总体危机，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全力避免。

惟有改革体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平等，才有望延续较高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