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1份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公布。明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解决“三农”问题，绕不开土地。现在的土地制度设计，农民并没享有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因此也就无法获得土地出让之后的大部分增值收益。一幅农地通过一翻倒腾，转为工业或城市建设用地之后，市值数十倍上百倍地攀升，可是，这些钱绝大部分并没有落到农民的腰包，征地拆迁也因此成为社会矛盾的渊薮。农地入市，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既确立农民权益，提高农民议价权，又从中获得更多收益，无疑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具体体现，是“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之措施保障。不仅对中国土地市场格局，对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缘于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有关土地政策的任何新变化，都可能带来诸多新问题，需要找到应对之策，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制造冲突。若其它制度未动，单兵突进推农地入市能否顺畅尚待观察。其一，农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入市交易，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关系，而农地的产权归属又如何?现行土地产权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集体”又是谁?这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模糊不清、在实际操作过程容易出问题的概念。即使明确为“村集体”，如何避免出现“亿元村官”，保证农地入市的收益更多进入农民口袋，仍是一个现实难题。

　　其二，农地入市的最优路径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左。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是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依这个规定，农地入市必须绕一大圈——由政府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然后按照国有土地的批租制度进入市场交易——这和过去有什么区别?雁过之后，还能剩下多少“毛”?既然农地入市之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多拿一点，萧规曹随显然就不合适。不想走老路，就有必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为农地入市荡平机制障碍。

　　其三，农地直接入市与地方政府征收之后再入市，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归属问题。农村土地转让增值收益让农民拿走，对于吃惯“土地财政”饭的地方政府而言，势必导致财政收入大大缩水，再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甚至影响到政府运作和官员政绩，不习惯、不支持在所难免。按农业部部长透露，农地入市有三个限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这意味着，只要地方政府让农地入市的意愿不足，其手上仍有“法宝”可用。因此，农地入市有必要考虑这个因素，减少入市阻力。

　　当然，农地入市的障碍或风险远不止这些，还有通过土地交易出现土地垄断、成为资本盛宴、小产权房、楼市崩盘风险等等。农地入市政策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同时也要解决执行过程出现的问题，保障良好初衷化为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