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一家电子厂被举报涉嫌非法使用数十名童工。最近，在公安、劳动、街道等护送人员的陪同下，41名涉嫌童工事件的员工被“遣送”回老家，交给当地政府和监护人。但有的童工却对记者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我不想回家”。（1月5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政府部门将涉事童工“遣送”回家，只算走出了第一步，而如何让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重返课堂，让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要做的其实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贫穷是童工现象的现实根源。即便有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支撑，对于交通不便、水电不通的贫困地区家庭来说，上学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孩子上学既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又意味着家庭要在运转之余，承担起孩子的书本费、生活费等大笔开销。于是，很多家庭为了走出暂时的困境，便让孩子辍学回家，或干脆让他们南下务工。这与其说是一种家庭教育的短视，倒不如说是因贫穷世袭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如今，这批童工已被“遣送”回家，他们不必再干那些与年龄不匹配的工作。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童工回家后，面对的仍旧是可怕的贫穷与遥不可及的读书梦想，那么，较之工厂的剥削，他们恐怕更不愿意回到那个破败不堪的老家。而即便回了，也可能不是回到学校，而是在家“混”到能合法打工的年纪，再坦然地外出务工，这几乎成了贫困地区的一个恶性循环。这其中家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短视”举措可能带来的贫困世袭，而是在“得过且过”中将这一乱象固化。

培根曾说：“只有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才不会世袭。”机会怎样才能平等？仅有媒体的关注恐怕还远远不够，它需要的是相关部门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这个层面讲，童工被“遣送”回家之后的生活，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童工”的孩子才更应该被关注。这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要为这些孩子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比如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保证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不被剥夺；通过共青团、妇联以及教育等部门的联合推动，让那些被“遣送”回家的孩子多一点知识上的储备；而更重要的，乃是通过顶层制度设计，让这个地区的人们早日摆脱贫困的阴影，也只有人们的物质需求没有太大的隐忧，送孩子上学才会成为自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