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１２月１５日晚，天津市政府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必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同时决定，自2014年3月1日起，对交通道路通行车辆进行管控，也就是“限购＋限行”。此事引起巨大争议。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天津市此番出台的限购政策，周日发布，周一即正式施行，中间没有预留一点缓冲期，其遭遇民众吐槽，甚至被质疑为“懒政思维”，也是合理的。毕竟，这样一条政策线切下来，会使很多原本有购车意愿但尚未行动的民众支出并不必要的成本，当然会心生不满。

其实，对于出台小客车“限购”“限行”这样牵涉甚广的公共政策而言，理应有更周详、更严密的预案和路径，应该也必须考虑到民众可能产生的不解和不满。而要取信于民，根本在于要以广泛的公众参与，祛除民间戾气，达成社会共识。这既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常识，也是政府的分内之事。

一方面，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行政机关应该及时、主动公开相关信息。这种公开，不仅仅意味着对民意的尊重，也是政府依法行政的理性所在。即政府决策越公开透明，则越是能降压、减震，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制订并出台限购政策的初衷，说到底，还是出于治堵、防霾的考量，从这一政策的方向和路径来看，事关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问题是，既是“为众人好”的事情，在操作层面多听听公众的意见又何妨？有了广泛的问计于民、公众参与，当然就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抱怨和阻力。

[启示]

天津突行汽车限购，“突行”也许有理，“限购”却未必成立。所谓限制购买，与生俱来有悖市场交易原则。用行政干预扭曲自发的供求秩序，固然能减少汽车保有量，然而其弊端也一再被提及。比如，给权力寻租、黑市交易提供了空间；客观上增加了市民的生活成本；以及影响了汽车产业和相关就业人口的福祉等。每一项公共政策的背后，代表的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和利益诉求，但有时也会存在着一些矛盾、冲突。从本质上讲，若想避免冲突，就应该摒弃简单化的管制思路，充分考虑民众感受，不断加大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力度。而这，正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所在。

[措施]

有关部门要摒弃“懒政思维”，对此，中公教育专家建议：

首先对城市道路的常见“堵点”进行认真调研，并出实招对其进行改造、疏通，如修建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人行设施、拓宽道路等；为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还可对私家车辆实行分时段限行，但同时要兴建大型换乘点，让私家车主在限行时段能在此停车，并换乘公共交通工具。此外，还应大力打造便捷畅达的公共交通系统。缓堵的关键是改善出行结构，国外成功经验已多次证明，完善的公共交通是治堵政策的有力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