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个家，都希望家庭幸福和睦，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家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增多。半月谈记者在跟踪调研江西广播电视台《金牌调解》栏目的732个案例发现，在解决家庭矛盾过程中，个人对权利主张、法制建设、决策公开、议事民主等方面有了新的诉求，而这些新诉求也将影响中国未来整体的社会生态。

社会变革带来巨大的家庭冲击，《金牌调解》栏目以说家长里短的事，反映社会矛盾和百姓诉求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亿。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也使很多家庭面临情感、道德、责任等冲突。

江西赣州的郭先生和林女士结婚15年，育有一子一女。2009年，郭先生像许多农村走出来的打工者一样，开始新一轮创业，办起木材加工厂。林女士曾倾尽积蓄支持丈夫的事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猜疑和矛盾越积越深。在郭先生事业受挫，急需周转资金时，林女士拒绝帮助丈夫在贷款书上签字。双方最终来到《金牌调解》栏目，接受专业人士的法律和心理援助。

“我现在理解了妻子的想法与做法，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等待妻子的信任与谅解。”接受调解后的郭先生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去解决这场家庭危机。

面对社会转型、基层社会矛盾增多的趋势，江西省司法厅与江西广播电视台合作创办了一档调解节目《金牌调解》，将人民调解工作植入电视节目，用协商、民主、引导的模式疏导当事人，成功调解了大量社会矛盾，获得观众认可。

目前，全国有38家电视台开办了调解民间纠纷的电视栏目，这种带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电视调解节目一经诞生，即受到基层民众的欢迎。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在公众场合直接面对自己的感情、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使得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多样、多变。”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勇兵说，社会转型期基层百姓矛盾日趋增多，社会不良情绪也在积聚。

“许多矛盾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和发展的重新认知，也是对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秩序重建的适应过程。”担任电视调解员的胡剑云认为，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很可能会被放大，甚至导致个体极端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节目邀请当事人进入演播室陈述矛盾纠纷，由司法、心理、教育专业人士担任观察员、调解员，现场点评和调解当事人矛盾。调解过程融合了法庭辩驳元素，充满了互动性和教育性，调解效果直观，调解形式活泼。调解成功后，当事人现场签订调解协议。江西省司法厅还依托覆盖全省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对当事人进行跟踪服务，以巩固调解成果。

说的是家长里短的事，反映的是社会大问题，道的是法理与情理。因为选题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电视调解类节目受到观众的欢迎。《金牌调解》栏目组日均接到全国各地100多个报名参加调解或咨询的电话，并有持续增多的趋势。

罗勇兵说，电视调解类栏目汇聚了司法、心理等多领域专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满足了群众调解矛盾的需求。这也是媒体增强舆论引导能力，释放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正能量的有益尝试。

面对大量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民众观念开始转变，期待民主协商的议事方式和公平公正的法制秩序

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李建国告诉记者，在10多年前，街道上发生交通事故，人们多半会恶语相向，而今天，他们会让交警和保险公司按法规和程序来妥善解决问题。

“中国人向来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过去的观念是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讨论矛盾和纠纷。”江西广播电视台社教部主任徐一雳说，调解类节目的热播预示民众思想观念在发生巨大变化。她坦言，节目刚开播就面临停播的窘境，但是，群众社会观念的转变超过节目组的预想，人们对解决矛盾的渴望促使他们拿起了电话并走出家门。

胡剑云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大量农民进城，传统的家族聚居模式被打破，家长、族长调解家庭矛盾纠纷的作用越来越弱化，家庭矛盾亟须借助法律、心理和行政等外力来调解。

“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来的。”来自四川的房女士和孙先生在参加节目后说：“经过在电视上面对全国观众进行调解，我们终于静下心来，平等地长谈了一次，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因为不沟通与不信任产生了太多的误会，现在我们开始学会倾听，学会信任，学会新的与人相处的方式。”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解放。江西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黄敏说，大量的调解案例表明，矛盾纠纷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谁是谁非”的法律或道德的审判，而是期待一种公平、民主的议事方式。

南昌大学心理学教授陈建华认为，人们在这种参与、讨论和批评中，群体心态变得更为理性和成熟。“道理一辩就明，他们缺乏的正是公开讨论的平台。”

徐一雳认为，当事人愿意上电视调解节目，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矛盾纠纷确实能在这里调解成功。当收视率和调解矛盾发生冲突时，栏目组考虑更多的是化解矛盾。“当看到当事人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积怨得到化解时，哪怕节目无法播出，我们也觉得非常值。”

“从节目取得的成效来看，民众对协商议事方式充满期待。”徐一雳说，《金牌调解》栏目自2011年3月开播以来，已经播出732期，加上场外调解的矛盾，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近千起，矛盾调解成功率高达92.6%。

议事的民主、交往的透明、规则的确定、观念的更迭、价值的回归，引导一场基层社会生态的巨大变革

人们在家庭议事和人际交往中，逐渐从农业模式适应现代工业文明，这种适应将为中国社会发展激发出更多的力量，是“中国梦”实现的基础。

徐一雳认为，类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道德伦理中不合时宜的部分，正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出，仁义礼智信等优秀传统文化则在扬弃中被保存下来，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平等。

“由人民调解员现场调解当事人矛盾，以案释法，可以让观众直观地了解一些家庭和社会矛盾，反思自我，得到启示。同时，也可以展示调解员的调解艺术。”江西省司法厅厅长马承祖说，电视调解类节目充分发挥了调解矛盾纠纷的示范作用，江西司法系统近14万名人民调解员是这个栏目的忠实观众，他们在观看节目过程中，掌握并创新调解社会矛盾的方法，提升了人民调解的水平。

在南昌市直机关工作的张芳说：“这种电视调解节目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法制教育和心理疏导作用，已经俘获了无数忠实粉丝的心，拥有很高的人气。我全家和很多同事每天都坚持收看。调解员和观察员的解释点评成了我们家庭和邻里的相处之道和金玉良言，这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好途径。”

“电视调解节目热播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华民族是最务实的民族之一，民众的心态和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人们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渴望生活得更幸福。”陈建华表示。

“协商民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个词语，在各地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中成为议论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协商民主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35年后，社会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而许多家庭的议事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用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马承祖说，司法部门应积极推广应用协商民主的模式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疏导社会情绪的能力，推动社会管理方式改革。他认为，医患纠纷、劳资纠纷、征地拆迁、权属纠纷等社会热点问题及信访难题都可以借鉴《金牌调解》栏目这种公开、公正的调解方式来解决。

“社会转型期间，各种问题、矛盾、纠纷充分暴露并非坏事，这表明群众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后，在法律、心理及社会结构方面有了新诉求。广大群众对社会不公、不道德现象的批评，对社会民生决策的参与、评论，既反映出社会处于全面焦虑期，也反映社会心态在转变。如果引导得好，社会心态将趋于理性和成熟，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陈建华表示。

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浪潮中，许多家庭从农村走向城市。在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人们长期在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形成的种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才能在新的秩序下得到更多的合法权益。因为社会发展本身，就是在思想的对撞、道德的嬗变、观念的兼容和秩序重建中逐渐趋于完善的。

较量：法制观念和宗族观念

案例：赵建军是江西鄱阳县双港镇赵家湾村民。10多年前，他白手起家，靠着开沙场，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家人以他为荣，村民也是赞赏有加。但到了今天，赵建军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了一个“坏人”。家人与他反目，村民视他为“叛徒”。

赵建军和妻子以及儿女来到江西广播电视台《金牌调解》栏目，讲述了一个法与情的曲折故事：

原来，10年前，赵建军作为证人，帮助警方侦破同村人参与的团伙抢劫案。犯罪团伙中既有赵建军从小玩到大的好友，也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还有他最为亲近的堂哥堂弟。赵建军当时想得很简单，认为“作证是为了救这些人，是为了把他们从悬崖边拉回来”。

可是作证一年后，证词材料莫名其妙被泄露了。一个当时入狱的罪犯出狱后，把证词复印了几百份，分发到村里每家每户。第二天，赵建军的妻子就被村里20多个人打倒在地，赵建军的左手也被人用锤子打成残疾。赵建军报了案，而令他心灰意冷的是，全村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作证，并视他为叛徒。

赵建军逃离赵家湾到县城找了一家公司上班，深得老板器重。当老板正准备为赵建军涨工资时，一个村干部找到老板说：“这个人是叛徒，不能用。”导致赵建军失业。几年来，赵建军的家庭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人不能上班，孩子不能上学，家庭关系趋于破裂。

听了赵建军和家人的经历，观察员纷纷发言。“不要害怕，我更相信正义。”司法干部廖喜玉说，“难道真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吗？如果一个家庭不和谐，丈夫更容易在外受到欺负。用法律保护自己，全家人团结起来共渡难关才是正路。”最终，赵建军得到家人的理解，破碎的家庭重新弥合。

观点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因此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无法回避宗族观念、人情观念等传统势力的阻拦，这种较量与纷争，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法治体系完善、舆论监督有力、法律观念深入人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相关决定中表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对撞：社会观念和家庭观念

案例：蓝海华和李宗元是江西铜鼓县人，属于邻里关系。2011年，他们为争夺半亩菜地和一方鱼塘的所有权大打出手。李宗元坚持蓝海华的半亩菜地是自己祖上财产，而蓝海华出示了一张李宗元亲手写的卖地契约，契约上写明菜地归蓝海华所有。继而李宗元出示鱼塘的水面使用证，上面所写的位置和蓝海华鱼塘位置并不相符。在现场调解员和观察员理清事实，互相说和下，菜地和鱼塘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止于此。蓝海华认为李宗元损坏了自己新修的路面，应该给予维修费。李宗元解释，蓝海华修路时占了自家叔叔的自留山，造成一定损失。叔叔当时没有主动找蓝海华收损失费，因此蓝海华也不应该找自己要维修费。

此后，李宗元道出原委，争夺鱼塘是为了却姑妈的一个心愿。姑妈听信算命先生之说，在这口鱼塘养鱼会影响家人的健康。李宗元说，蓝海华建房子，在自己弟弟的自留山上把竹子挖掉，取土80多平方米做墙。之前答应会把土填平，并且种上毛竹，可一直没兑现。

一地鸡毛的麻烦，令双方处于互不退让的胶着状态。调解员胡剑云说：“如果邻里关系不好，每天出门至少会看到对方一次，心里会火一下，后果难免越闹越大。”经过调解，最后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协议：菜地依旧为蓝海华使用，蓝海华同意以后不再利用鱼塘养鱼，之后鱼塘由李宗元管理。

观点

经济生产方式、商业往来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院落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一去不复返。流动、平等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标志，但传统封闭的思想观念转变还需时日。

人民调解员邓国红表示，百姓的小事，就是社会的大事。和谐社会变成现实需要邻居、同事、夫妻、朋友，每个人的努力。因为发展带来个体利益冲突，这种矛盾不能积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重视调解工作。无数个家庭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社会才能其乐融融。

兼容：责任观念和道德观念

案例：山西长治的一对夫妻，有一双儿女。妻子自2011年以来，以探访外地儿子、散心等为名，三度离家出走，最长一次离家半个月才回来。妻子来到节目的诉求是和丈夫离婚，而丈夫的诉求恰好相反。

妻子讲述跟丈夫结婚以后，丈夫一心奔事业，有时喝得醉醺醺回来，一句话都说不上，轻视了自己的情感需求。而她在网络上结识一位网友后，一时放任激情，犯下严重错误。丈夫知情后，对妻子大打出手，可他并不想要离婚。

调解员和观察员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解，这段苦心经营了18年的婚姻最终得到挽救。夫妻双方达成协议：男方承诺今后不再酗酒，不对女方动手，多抽时间陪伴妻子；女方承诺今后不再无故出走，回归家庭，今后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到家庭中；夫妻双方承诺今后都不再重提往事，互相理解和包容。

观点

虚拟网络连接了各个地域的各类人群，也带来了许多家庭情感问题。道德滑坡、责任缺失、信任匮乏是家庭情感的三大杀手。民政部统计，2011年全国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有287.4万对，增长7.3%。社会发展显示，家庭问题越来越需要社会的帮助和引导。通过媒体或社会机构帮助解决家务事，倡导责任观念和道德观念回归，是个好的途径。

重建：利益观念和秩序观念

案例：江西鹰潭一个家庭父子三人走上调解席。哥哥夏步高经营一家运输公司，生意做得不错，而弟弟却中年离异，一个人在破旧的老屋里过着惨淡的生活。哥哥告诉栏目组：“我现在和他没有情谊了，我就是要和他一刀两断。他的眼里只有钱。”面对一贫一富的两个儿子，父亲表示，“钱财宁愿给社会，也不要给小儿子。”

弟弟认为哥哥现在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是父亲给的，哥哥则强调弟弟所言纯粹无稽之谈。弟弟说，1993年，自己与父亲开始合伙经营一家运输公司，然而一件事情却让他们之间的合作心生嫌隙。

父亲偏心，和哥哥一起将贵溪的老店面卖了后，一分钱都没有分给自己，全部给了哥哥。于是，弟弟退出公司，按照合约获得本钱加工资3.6万元，从此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让弟弟心生不平的是，父亲退休后又把公司无偿转让给哥哥。

哥哥却说，公司第二年就不存在了。自己的公司是2005年和别人合伙创办的。虽然财产上与弟弟泾渭分明，然而自己和父亲在生活上仍处处都帮助弟弟。

父亲证实了大儿子的说法，指责小儿子一系列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为让家人伤透了心。小儿子从公司出走后，写了一个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字据贴到老家的门上。连父亲生病和母亲去世，小儿子都没回来看望一眼。

哥哥说，弟弟这么多年由于赌博将积蓄都输掉，直接导致离婚。2009年，生活困窘的弟弟来到自己公司工作，每个月能领到1万多元工资。可是弟弟却极力否认，仍然不满足，认为父亲偏心把财产都给了哥哥。

在几乎一边倒的指责和法律专家的劝说下，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弟弟哑口无言。也许是这场调解触动了他，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反思后，弟弟重新找了份工作，终于能自食其力。

观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的价值与责任观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道德秩序的自我调节、调适能力在逐渐增强。当下，由于各种原因，在利益分配方面没有建立起明确的、标准的秩序，导致在家庭共同体中，一些成员不恪守应有的准则，索需无度，甚至滑落到道德底线以下。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勇兵认为，社会如何增强管理和引导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基本道德规范，实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方向，仍需社会进行更多探索与重建。